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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交易中的“重大不利变化”。并购交易对重大不利变化的描述一般分为三种方式：一种是概括性描述，即概括地描述对公司或资产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，所谓定性；一种是定量描述，即将重大不利变化量化为经营或资产的一定比例，如20%或30%的营业收入减少，可视认为卖方/目标公司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；再一种是把定量和定性结合起来。从重新沟通谈判交易价格的角度看，仅对重大不利变化进行定性描述，可能更有利于买方要求重新谈判沟通价格；从交易的确定性来讲，放入定量的重大不利变化，可能更有利于双方在发生争议之后确定是否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；从权利的角度讲，放入定性或定量的标准，则对于买方更为有利，但如果需要同时满足定性和定量标准，则对卖方可能更加有利；而从交易的实务角度看，“重大”的量化将会极大影响交易双方的风险分配。中国企业在实践中，对“重大不利变化”，已经开始形成“定性+定量”的市场惯例。这是中国企业对于国际交易实务的一个突出贡献。

但实际情况是，在同一个小区里，韵达、百世、申通、中通、圆通乃至顺丰各大快递公司共享着这寥寥可数的几个快递柜，以北京朝阳区某小区为例，每两栋楼放置一个快递柜，每个快递柜有76个格子，而整个小区只有20栋楼的情况下，快递柜可以存放760个货品。可像张师傅这样的快递员，每天的配送量近400余件，如果不考虑货品周转等情况，快递员用快递柜投递的货品只有120余件，剩下约三分之一的货品均需人工配送。所以，即便私下里快递员们交情不错，对快递柜的“抢占”也是分毫不让。

（六）重视技术伦理等软实力建设。新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，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价值问题、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等都亟待我国加以重视研究。在保障社会创新活力的同时，要关注利益相关者社会福祉，在贫富分化、人口老龄化、医疗卫生、劳动力取代等社会问题方面，应积极建构我国对于工业4.0的软实力话语权。同时，积极完善国内社会制度，以前沿技术或颠覆性技术为契机重塑社会价值观，将推进工业4.0建设与民生福祉紧密结合而不能偏废。

根据上交所《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，首轮审核问询后，如发现新的需要问询事项，或者发行人及其保荐人、证券服务机构的回复未能有针对性地回答审核问询，或者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仍未满足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要求的，上交所可在收到发行人首轮问询回复后10个工作日内，继续提出第二轮审核问询。上交所方面强调，从目前情况来看，一问之后，申请企业和相关中介机构将普遍接受第二轮问询。

然而，更换基金经理后海富通中小盘的业绩也仅在中游徘徊。截至5月24日，该基金今年以来的净值增长率为13.79%，同类排名461/719。在股票配置上，该基金重点持有新能源车、计算机、电子、5G、创新药等成长类个股，同时适当配置消费类品种，以保持适度平衡。

幸运的是，由于近来媒体广泛报道，基辛格多次向特朗普建议加强与俄罗斯合作以便遏制中国，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清晰。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，是完全有可能提前预测特朗普政府政策的。至于特朗普拉拢俄罗斯加入反华联盟所面临的众多内部障碍，拙文《特朗普为会见普京挨了不少骂，但别忘了反华强硬派是支持他这么做的》已做过详细分析，不再赘述。